江南6月26日起,上博东馆考古馆“考古上海”展览对外开放,这是上海博物馆建馆以来的首个考古常设展江南体育官网。展览聚焦城市探源,立足考古视角,运用考古语言,从“何为考古”的角度,梳理出“何以上海”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展厅位于上博东馆4层,面积1000平方米,总计展出2000余件/组文物,均为上海地区历年考古出土。
上海博物馆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同时也是一家具有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考古发掘团体资质的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于1956年成立考古组,并承担着上海地区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任务。六十多年来,上海考古工作成果斐然,不仅打破了上海“无古可考”的误说,更重要的是为中国考古贡献了崧泽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并用文物构建起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西周、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延续6000多年的上海文化序列。
作为上博东馆换新登场的两个主题陈列之一,“考古上海”在内容上有两条主线,一明一暗,相互交织,明线年的历史,暗线是普及何为考古学。
明线是通过“文明之光”、“江海通津”、“海上繁华”三个版块,展现了上海历史中史前时期的“古国”、唐宋时期的“古港”和明清时期的“古城”三个场景,并以此构成了一部浓缩的上海史。“古国”部分,通过文物展示生产力、生产技术的发展,讲述文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古港”部分,以文物展示航运贸易的繁荣,讲述地利对于上海历史发展的巨大助力;“古城”部分,以文物展示明清时期上海市镇巷陌之间的景象,展示上海的城市性格与精神。从“古国”到“古港”再到“古城”,既是时间上的纵向发展关系,也是空间上自西向东的发展过程,这是上海逐渐成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历程。暗线穿插于明线之中,“文明之光”展现的是考古类型学的原理与应用,说明了史前考古溯源和“补史”的职能;“江海通津”展现的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说明了历史考古考据和“证史”的作用;“海上繁华”展现的是城市考古与城市历史交织,体现的是“透物见人”的考古学研究的目的。
内容指引设计,设计提升内容。两条线索在形式设计的有力支持下,“考古上海”有了惊艳视觉的亮相。
“考古上海”的展厅采取了30°的偏轴设计,源自考古探方。展厅由此形成了曲尺形、矩形和方形三个不同的考古空间,对应三个展览的版块。另外,偏轴的空间设计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展览空间规划,也创造了许多功能空间,便于设置一些辅助展览的装置。比如“文明之光”部分的透景窗,结合多层次的布景装置,一部分文物得以还原其使用的场景、出土的状态和研究的过程。
“考古上海”大胆采用了橙、灰两色作为主题色,并在如何分割展陈空间方面进行了创新尝试。根据“文明之光”“江海通津”“海上繁华”的版块主题,用黄色、水蓝色、紫色,三种色彩构建了三个主题空间,意为“一道光”“一江水”“一座城”。
走进探方之中,感受文明初现的一道光;穿行长河之上,一览江海通津的一江水;驻足巷陌之间,品味安定繁华的一座城。
展厅里有三处模拟天光,其下就是主角,它们是良渚文化象牙权杖(及复制件)、明潘允徵墓出土木仪仗俑群和清嵌福禄寿喜盒铜宝珠内胆。与象牙权杖一同出土的文物位于其后,选对拍摄角度有彩蛋。
“考古上海”给了群演们一个更大的舞台。由686件四团镇出土宋代瓷碗组成的阵列,由千余件考古标本组成的三个一级标题的背景,都在尽力展现着博物馆里难得一见,但又确实存在着的那些历史细节。“考古上海”的演员们之所以多以群像出现,既是展览的需要,亦是考古的特点,更是历史的本来。
考古信息的可视化呈现是考古传播的重要手段,“考古上海”也做了不少的实践。
展柜里的文物究竟包含了多少历史信息?“考古上海”的文物均是出土文物,信息载量大于传世文物,无奈展柜太小装不下文物所载的历史信息。因此,“考古上海”特意绘制了二十个文物解读的短片,通过隐藏在展台上的七个屏幕播放,可以了解文物的制作工艺、纹饰、功能、类型学演变、背景关联等。给与观众更多的观展收获与更好的观展体验是“考古上海”的初衷。
“何以上海”是“考古上海”想要说清楚的问题,但每个人对历史的解读会有所不同。“考古上海”是“时光的碎片”,虽不能回答“何以上海”全部的问题,但唯一点可知,上海的历史是由每一个在上海居住过、工作过、生活过、旅行过的人创造的。因此,我们在上海博物馆东馆的考古展厅设计了这样一组多媒体,观众走进展厅,在序厅上海历史的时空中带走一块时光的碎片,当观展结束走进尾厅时,这块时光的碎片将代表观众融入到上海的历史之中,意为上海的历史中有你的贡献。随着到馆观众的增加,多媒体上的上海将被逐渐点亮,中国将被逐渐点亮,最后地球将被点亮。这代表每一个人不仅是上海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更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
陶猪身躯肥硕,嘴部前拱短促,腹部圆滚下坠,四腿粗短,野猪的特征荡然无存,显示了驯养的进程。陶猪的体表还附着少许朱红色,应是当时涂彩的剥落所致。
肉食是人类补充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为了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靠,人类开始有意识地驯养一些易于管理和喂食的动物。猪便于饲养,发育快、繁殖力强,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中国已知最早发现的家猪驯养证据,距今已有8500年的历史。这件家猪陶塑说明经过长时间的驯化,猪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证明人类驯化、改良动物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
泥质黑陶。陶壶分为内外两层,内层为折肩,斜直腹;外层为卷沿,矮颈,折肩,圆弧形腹,下附圈足。内外两层在器身肩部和底部相粘接而烧成一件器物。陶壶的内层起到实际的功能作用,壶的外层主要是为了装饰的效果,在器身腹部和圈足部位都有以圆孔和弧边三角形组成的镂孔花纹与刻划的阴线。器口与圈足的边沿都呈花瓣形。
陶壶的整体造型与明清时期透雕镂空的瓷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是新石器时代陶器中少见的艺术精品。这件陶壶的发现,说明崧泽文化的先民已经摆脱陶器制作上功能的需求,开始了独立的艺术创作。
泥质紫褐陶,施黑色陶衣,局部光亮。敞口,粗高领,领与腹部交接处加贴一条台阶状泥条,扁弧腹,似鸭形,饰竖条纹,矮圈足外撇,圈足局部呈橘红色,尾部微隆,宽扁环形鋬,上贴一周泥条及数个小圆丁做装饰。
马桥文化早期引进了闽、浙地区在陶器器表上“着黑”技术,即在陶器表面施黑色涂层。该技术的应用不甚流行,仅见于鸭形壶和小型的罐类器上,但这种黑色涂层显然是黑釉的先驱,经过不断的摸索、试验,马桥文化中期终于烧出了黑釉原始瓷。
此件玉钺为钺、瑁、镦的组合配置,为透闪石材质。据钺、镦、瑁三者在墓中分布的位置测量,总长度为60-70厘米。
钺为米黄色,夹褐斑。扁平梯形,器表经抛光,弧形刃,刃的两端略外翘,钝口,无使用痕迹。上部中间用管钻对钻出一圆孔,孔壁留有钻旋痕。孔的上部遗留用绳索缚柄的痕迹。瑁,米黄色,夹褐斑。器身如舰形,下部有一凹槽,可以将柄嵌入。凹槽先在两侧以实心钻钻孔然后开槽。镦,受沁成灰白色。器身如船形,上部有一凹槽形成銎部,两侧中间各有一个插榫孔,可以纳柄后再固定,略残。卯口有明显的钻孔痕迹,有4个实心钻孔,再开槽,插销孔为实心钻孔。
透闪石,淡绿色,间有青白斑纹。边沿凹弧,形如滑轮,表面抛光精美。中间圆孔以管钻对钻而成,孔壁有清晰的对钻旋痕。在器的一面有一浅细隐约的刻划符号。符形上部右侧尖翘,左侧方凸,中间凹入,下部右侧平斜,左侧向下尖突。高2.3厘米,宽1.6厘米,类似纸折的飞鸟。
透闪石-阳起石,米黄色,俗称“南瓜黄”,间杂青褐斑。薄壁方柱形。琮面用减地法凸出四块角尺形方座,以四角线为中轴展开刻琢一节半神面纹,即两个神人纹和一个兽面纹(神人纹居上,兽面纹居下,为一节)。神人纹顶端有两条平行凸起的横棱,每条横棱上有多条细弦纹,横棱之间刻纤细的变形卷云纹、弧线、短直线,这是神人所带宝盖头冠的变体。神人简化成两个圆圈和一条凸横档组成的人面纹。圆圈为重圈,外圈管钻,两边有小尖角,表示眼睛。凸横档上填刻变形卷云纹、弧线、短直线,表示鼻子。兽面纹由两个椭圆形凸面、一个桥形凸面和一条凸横档组成,椭圆形凸面表示眼睑,中有重圈表示眼睛,桥形凸面表示鼻梁,凸横档表示鼻子。这些凸面和凸横档上均填刻由变形卷云纹、弧线、短直线组成的纹饰。在兽面纹的两侧各雕刻一鸟纹,鸟的头部比较写实,翼、身则变形夸张,满刻变形卷云纹、弧线等。此琮的玉色、造型、纹饰、刻工等传承了良渚文化玉琮的基本特征,与浙江良渚遗址群反山墓地出土的玉琮一脉相承。器表经高度打磨、抛光,光泽度极强。
有镦,象牙权杖主体为片状结构,利用整根象牙剖磨制成,器物表面装饰有精美繁缛的细刻纹饰,以转折处为中轴线,用浅浮雕的方式细致地表现出神像兽面纹的主题,共有10组,主题纹饰外以细密的云雷纹做地纹。权杖主体上大下小,顶端平直,下端为突出的榫状结构,插入镦部。镦部呈椭圆形,主题纹饰为两对鸟纹和兽面纹。
这类象牙器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也曾出土过相似的器物,但是都没有得到有效保存和复原。这件象牙权杖是在上海地区乃至全国的新石器时古发掘中首次完整清理。它的发现,也说明良渚文化礼器系统中,除了以往认为的玉质礼器外,还存在以稀有资源为材料的其他质地的礼器。
骨碗鉴定为成人的头盖骨制成,呈不规则形圜底,前后两端各有3个钻孔,可能为穿绳提梁用途。微痕观察确认该器是采用线切割的方式从颅骨前面向后锯切获得的,对切口做了研磨。器物上的钻孔采用孔壁很薄空心工具进行管钻,孔内壁隐约可见旋痕。该器内外表面还做了研磨处理,之后还涂敷朱砂,有些部位涂敷黑色颜料。
此同类器中为良渚文化墓葬中被发现的首例,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现的最早的头盖骨制品。头盖骨碗的功能可能是一种祭器,材料的来源来自对立的敌方,作为盛器使用,有震慑敌方的心理意识,这在民俗学上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例证。
喇叭形侈口,卷沿,颈部较高,深弧腹,假圈足,饼形底江南体育官网。八棱型短流,环鋬,肩上立二系。胎色灰白,青釉较薄,圈足处未施釉,露胎。流下模印贴片为一尊坐在圆毯上的雄狮, 神态威猛,毛发上耸,昂首瞠目,呲牙裂嘴,尾上卷。双系下模印贴片为椰枣纹。贴片上施椭圆形釉下褐彩,褐彩上再罩透明釉。坐狮栩栩如生,椰枣纹逼真,构图严谨, 层次分明江南体育官网,富有神韵。
具有西域色彩的唐代长沙窑瓷器很多是来样定烧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阿拉伯及东非地区,其艺术风格独特,有别于内销产品。
盘口,束颈,颈部两侧各贴两只狮子,溜肩,深直腹,圈足。通体施冬青釉,胎体以堆白技法表现纹饰,其上以青花绘画,腹部中心饰一老者坐于松树之下持书授业,五名童子听其讲道,四周洞石林立。
此式双耳瓶流行于晚清民国时期,因其多用于陪嫁妆奁,故俗称“嫁妆瓶”。此类器物通常依据尺寸,分为300件、200件、150件与100件等,这里所谓的“件”是一种景德镇特有的瓷器高度参考标准。此器高60厘米,系标准的300件大瓶,属当时烧造同类产品中的体型较大者。
此件铜尊敞口,高颈,扁鼓腹,高圈足外撇。沿口内浮雕一组对称的抽象兽面纹,寥寥数笔就生动勾勒出了神兽宽鼻圆眼,头顶牛角的形象。器腹密布尖锐的棘刺纹, 正中饰一组“田”字形几何纹饰,其中十字末端卷曲出尖,周边如四片花瓣。腹部纹饰的上下交界处都有锯齿纹。颈、 腹部可见两条范线未打磨。
春秋时期上海地区隶属于吴国,同一时期以广富林为代表的的遗址中大量分布着周人活动的遗迹、遗存。此类青铜礼器的出现表明上海在周代存在着高等级的聚落。
鸡心形,边框起两层立边,上饰连珠纹,中间打洼儿。四边有系,顶系银丝粗大,用以钩挂,三个小系用来缝缀衣物。正面边框内侧透雕菊花纹,花蕊石碗嵌宝。中心圆形开光,双层底座,上饰连珠纹,起立边,伸豹爪,抱一白玉透雕绶带鸟牡丹纹玉饰,玉饰圆形边框较粗,牡丹花瓣饱满肥大,叶片深凹,绶带鸟回首凝望,纹饰高耸,颈部重刀,为元代古物再利用。背面花板整张模压双凤绕牡丹纹,下有山石。两面银片底纹镂孔细密圆整,有透、漏的趣味。
内胆由上下两段榫卯插合,上段占整体的四分之一。整体呈长喇叭筒状,上小下大,在下端筒壁周围镶嵌有造像、经盒、铜盒、钱币等物件。
内胆正中为银鎏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盒,上下用铜皮固定在内胆上,中间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八字,两条四爪神龙在其左右。经盒两边各挂一件圆雕白玉像,左侧为寿星,右侧为观音。
经盒上为银鎏金魁星点斗像。魁星左手执笔,右手托砚,脚踏鳌头。魁星左侧为韦陀像,头戴兜鍪盔,身披锁子甲,足穿皂履;右侧为罗汉像,身披袈裟,手捻长眉,垂足端坐;上方为无量寿佛像,肉髻螺发,眉间白毫,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上。在韦陀像和罗汉像之间,有铜钱九枚,用铜条串挂在内胆壁上。经盒下有三尊银片佛像,中空。
铜“福”字盒内主体像为银鎏金魁星,魁星右手提笔,左右捧于胸前,腹部嵌一颗红尖晶石,右腿独立,脚踏鳌头,左腿后踢,为魁星点斗形象。另有一片银鎏金魁星像、一“宝塔题名”银牌、螺蛳壳、翡翠锁等。
铜 “禄”字盒内主体像为银鎏金白衣送子观音,观音头戴风帽。外披白衣,腰系绶带,立于犼头基座上,背部竖火焰形背光;其右手抱女童,左手抚摸童子,上方有一白色仙鹤;背光两侧有银鎏金寿星像两尊,高额长须,手持长柄如意。
铜“寿”字盒内金佛像为阿閦佛,螺发高肉髻,右手施触地印,左手托金刚杵,结跏趺坐于双层仰覆莲座上,须弥座底部刻“云间秦载铨造”,佛像背光背面刻发愿文。
铜“喜”字盒内银鎏金禄官,头戴乌纱帽,身着官袍,一手扶腰间袍带,一手下垂至膝,正襟端坐于基座上;禄官背后有一银牌,正面刻供养人姓氏,反面刻“大清光绪十八岁次壬辰巧月吉日”。
宝珠内胆形制独特,其铸造工艺充满了民间工艺气息,所供儒、释、道人物形象亦被赋予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反映了当时人们祈盼福寿安康、子嗣繁衍、仕途亨通等朴素的思想,也是清代江南地区多种信仰并存的体现。
9:00—17:00(16:00后停止入场),参观需预约,每周一闭馆(国定节假日除外)
公交:18路、23路、42路、46路、49路、71路、71路区间、108路、108路区间、112路、112路区间、123路、145路、167路、454路、455路、537路、775路、782路、783路、789路、930路、934路、980路、隧道三线、隧道六线、上川专线、沪朱高速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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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上博东馆丨上博首个考古常设展“考古上海”,梳理六千年城市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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