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九华山风土人情 >>九华山风土人情  >>唐费冠卿的《九华山化成寺记》

九华山风土人情

凡与佛教有关的山,理应有佛教于此山开创、传承和发展的历史真实记载。对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九华山,这种“历史真实记载”最早而又极其珍贵的文献,乃费冠卿的《九华山化成寺记》。随着九华山资源的全面开发,费冠卿的这篇文献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必将得到“与时俱进”般的重视与研究。

费冠卿《九华山化成寺记》价值与意义

    俗话说:“自古名山佛寺多。”中国的崇山峻岭,诸多是与佛教有关。因此,对此类名山的佛教开创、传承、发展历史的探索和研究,则成了一项人文学科的重要任务。完成这项任务,对山岭旅游资源的开发、经济发展和宗教文物的保护和利用,都是大有裨益的。但由于岁月的久远和自然、人为的屡屡毁坏,致使对这种“历史”的追溯、考察,带来很大的难度,尤其对开山的僧侣、开山寺宇的确认,更是难上加难。但作为全国风景名胜区、举世闻名的九华山来说,对完成“这项任务”,却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据多年的考察与追溯,笔者认为,对九华山佛教记载最早而又极为珍贵的拓荒性文献,当是唐人费冠聊的《九华山化成寺记》。这篇“记”,撰于“元和癸巳岁”的“孟秋十五日”。“元和”,是唐宪宗皇帝的年号;“癸巳岁”,则是元和八年(813);“孟秋”,又是秋季的第一个农历月。费冠卿之所以能撰出这样的重要文献,诚如他自己所述:“余闲居(九华)山下,幼所闻见,谨而录之。”言下之意,他所记下的史事,全是他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的记载,即确立了此文的价值非凡。

    关于费冠卿生平的简历,五代人王定保的《唐摭言》,宋朝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等多种史料笔记,历朝历代的《池州府志》、《青阳县志》等地方史志,清人刘世珩《贵池先哲遗片•唐人集》,以及《全唐诗》所附诗人小传中,均有记载。费冠卿,字子军,池州青阳(今安徽池州市青阳县)人,出身贫寒。为取得功名,他步入了十分艰辛的苦读生涯,诚如他《久居京师感怀》诗中所倾吐:“萤独不为苦,求名始辛酸。上国无交亲,请谒多少难。九月风到面,羞汗成片片。”在“求名俟公道,名与公道远”的恶劣社会环境里,又“上国无交亲”的无人援助下,在经历了多次的榜上无史的窘境之后,终于成了登科进士。清人徐松《登科记考》,“考”出了费冠卿进士及第的身份,时间是元和二年(807)。之前是“家书十年绝”,不知家中的老母情况,此时家书通了,但得到的信息却是母亲在重病中,待他急驰而归后,其母已经亡故并已葬地。悲痛之中的费冠卿,守庐于墓侧三年之后,他却不赴京师,不谋官职了,叹道:“干禄养亲身,得禄而亲葬,何以禄为?”遂隐居于九华山中,十五年后的长庆二年(822),由于殿院(即殿中侍御使)李行修,以费冠卿的孝节“峻节无双,清飚自远”而极力举荐,穆宗皇帝特下诏征召其为右拾遗。对如此“近侍三荣”,费冠卿并不为之所动,却高唱起“三千里外一徵屋,二十年来任运身。今日忽蒙王子召,自惭惊动国中人”的诗章,不赴京师,不慕荣华,甘愿当一个终日与青山为伴、与佛门为邻的布衣隐士,直至生命的终结。死后,也葬在了九华山下。他虽未应召领职,但皇帝下诏一事,却使社会文坛对他有了“费征君”、“费拾遗”的称谓。几十年来与九华山、九华山佛教的交往经历中,使费冠卿深沉地把握了九华山佛僧的艰苦创业和早期传播脉搏,提供了他撰写《九华山化成寺记》的坚实生活基础。为了给后人留下佛门在九华山拓荒建寺的历史,于是他在进士及第后第六年,于九华山中,写出了这篇纪实性的文章。

    正由于是亲身见闻,费冠卿的这篇《九华山化成寺记》,历来受文坛和佛教界的重视,被学术界奉为“有唐一代文苑之美,皆萃于兹”巨籍大典,《全唐文》也将其全文收录,足见它拥有“文苑之美”的艺术价值和学术高品位。清代池州人刘世珩,为了弘扬地方的优秀历史文化,也将《九华山化成寺记》全部辑人到《贵池唐人集》里。

    为了使读者详细了解《九华山化成寺记》,现将现全文辑移于下:
    九华山,古号九子山。崛起大江之东,揖潜庐于西岸,俨削成于天外。旁临千余里,高峰峻岭臣焉。连冈走陇子焉。自元气凝结,几万斯年。六朝建都,此为关辅。人视山而天长,山阅人而波逝。其间圣后贤臣,咏歌迭兴,言不及者,兹山屈焉。开元末,有僧檀号,张姓,自郡馆至,为乡老胡彦请住,文度男女;触时豪所嫉,长吏不明,荧其居而废之。时有僧地藏,则新罗王子金氏近属,项耸骨奇,躯长七尺,而力倍百夫。尝日:“六籍寰中,三清术内,唯第一义,与方寸合。”落发,涉海,舍舟而徒,睹兹山于云端,自千里而劲进。披榛援蕊(藤),跨峰越壑,得谷中之地,面阳而宽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岩栖涧汲,以示高洁。曾遇毒螫,端坐无念,有美妇人作礼奉药云:“小儿无知,愿出泉补过。”应视坐石,石间潺潺,时人谓九子神焉。素愿写四部经,遂下山至南陵,有俞荡等写献焉。自此归山,迹绝人里。逮至德初,有诸葛节等自麓登峰,山深无人,云日虽鲜明,唯一僧,闭目石室。其旁折足鼎中,唯白土少米烹而食之。群老投地号泣:“和尚苦行若此,某等深过已。出泉布,买檀公旧地敢冒死争!”大师从之。近山之人,闻者四集,伐木筑室,焕乎禅居。有上争僧胜瑜等,同建台殿。搬楠豫章,土地生焉,断而斫之。硪趺琪琼斥求他山,肆其磨砻。开凿渎涧,尽成稻田;相水攸潴为放生池。及当殿设释迦文像,左右备饰。次立朱台,挂蒲牢于其中,立楼门以冠其寺。丹素交彩,层层倚空。岩峦队起于前面,松桧阵横于后岭。日月晦明,心增其色;云霞聚散,而变其状。松声猿啸,相与断续,都非人间也。

    建中初,张公岩典是邦,仰师高风,施舍甚厚,因移旧额,奏置州牧贤者到寺,严师之敬;西江估客于云外见山,施帛若干若干缗,焚香作礼,遥以祈佑,师广德焉。况亲承善诱,感悟深战!旁邑豪右,一瞻一礼,必献桑土。岂诸牧不合礼焉!富商大族轻其产哉?道德感也!本国闻之,相与渡海,其徒实众。师忧无粮,发石得土,其色青白,不掺如面。夏则食兼土,冬则衣半火。无少长,畲田采薪自给。其众请法以资神,不以食而养命,南方号为枯槁众,莫不宗仰。中岁领一从者,居于南台,自缉麻衣,其重兼钧,堂中榻上,唯此而已。池边建台,厝四部经,终日焚香,独味深旨。时年九十九,贞元十年夏,忽召众(徒)告别,罔知攸适。惟闻山呜石陨,感动无情;将示灭,有尼侍者来,未及语,寺中扣钟,无声坠地;尼来入室,堂椽三坏,吾师其神欤!跌坐函中,经三周星,开将入塔,颜亦如活时;舁动骨节,若撼金锁。经云:菩萨钩锁,百骸呜矣!基塔之地,发光如火,其圆光欤?其佛庙,群材缔构,众力保护。施一金钱,报一重果。下为轮王,上登圣地。昔有护法良吏,洎施力僧檀越等,具刻名于石。深疾后代不能立绩以济众,又不能破除余财,崇胜因缘,啄腥膻,顾儿妇,生为人非,死为鬼责,悲哉!
时元和癸巳岁,予闲居山下,幼所闻见,谨而录之。盂秋十五日记。

    细读此文,精嚼其句,犹如清风轻雨,馨香润肺,若粒粒珍珠随流水跳踏,似丛丛鲜花于阳光下盛开,令人心舒意畅。对九华山佛事,经层层叙述,一目了然,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如果论起费氏这篇《九华山化成寺记》的珍贵价值和功能效益,笔者以为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九华山名更变的披露和山势的描绘。“记”文的首句,即是“九华山,古号九子山。”这是唐代人对山名更变之事的首次披露。因为李白于天宝年间在青阳与友人联句作诗之事,费冠卿也是得此信息的当地最早人群中之一人,故对“九子”变“九华”的名谓过程尤为清楚。费氏笔下的九华山气势,更是浩瀚而神奇:“崛起大江之东,揖潜庐于西岸,俨削成于天外”,而且是“元气凝结,几万斯年”,以致“人视山而天长,山阅人以波逝”。这里的“潜”乃潜山,又称皖山、皖公山,即今安徽潜山县境的天柱山;“庐”则是江西庐山。一个“揖”字,表达出九华山的礼让大度的谦逊品德。也就是这种“大度”和“品德”精神,方引发出“高峰峻岭”都来向其称“臣”,“连冈走陇”般地奔驰而来做其“马”。这种把九华山拟人化,赋予人情味,显示出这位费进士的智睿才华,高品之风和浪漫的抒情风采,为后来的屡屡歌山者、绘山者所仰慕。个中山“礼让大度”,则寓指九华山人的“礼让具大度”,更包含着以地藏为代表的九华山僧的谦虚精神。

    其二,对九华山佛门开山人和开山时间的确定。“记”中明白地记述:“开元末,有僧檀号张姓,自郡馆至,为(青阳)乡老胡彦请住(九华),广度男女。”唐时的“郡馆”,大致是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县)的辖境,即今安庆市所颔的怀宁、望江、宿松、太湖、潜山、岳西、桐城、枞阳九县(市)和安庆市区。不过,这位僧檀不久被当地豪强“所嫉”,加之“长吏不明”,其居被焚废了。从《九华山化成寺记》中诸葛节等众人,“买檀公旧地”为地藏构筑化成寺的记载,可知当年僧檀所居之地,同样在今日的九华街。后来的明嘉靖《池州府志》所说:天竺僧于东晋隆安五年(401)卓锡九华“始创寺”,以及清道光年间陈蔚《九华纪胜》等书所云:“南朝梁天监三年(503)伏虎禅师于此传佛”。这些观点,笔者认为缺乏确凿依据,不足为信。九华山佛门的开山祖师,应该说是唐代的僧檀,而不是他人。

    其三,关于金乔觉身份的正名及其人九华山时间的确认。《九华山化成寺记》明白地记述金乔觉为“新罗国王子近属”。宋代名僧赞宁据此,在《高僧传》也写到:“释地藏,姓金氏,新罗国王子之支属也。”可昔往与今天,依然有不少的宣传资料,把金乔觉说成新罗国王子。1992年出版的《池州揽胜》一书,不仅说是新罗国王子金乔觉,并将“新罗国”简单解释为“今朝鲜”,这是既不符合历史,也是与现实相违背的。对于金乔觉卓锡九华山的时间,不是某些书上所说的“唐至德年间”。费氏“记”中明确指出,僧檀居九华山的时间,至少提前到“开元末”。至于《九华山史话“金乔觉卓锡九华当在唐朝天宝年间”,同样是不确的。费氏所见到的地藏,是“项耸奇骨,躯长七尺,而力倍百夫”的形象;所闻其信奉的佛理,是“六籍寰中,三清术内,唯第一义与方寸合”。但此时的地藏,于山中是“岩栖涧汲”,尚无宿身之寺宇,到了至德初年,才“有诸葛节等自麓登峰”,发现了,“闭目石室”以白土“黑而食之”的地藏,乃至“群老投地号泣”,在“敢冒死请”的情况下,地藏才“从之”,众人这才为之建筑寺宇,而以“布泉”买下的,正是僧檀礼佛“旧地”。是“近山之人,闻者四集”,为之“伐木筑室”。文中特别交待有僧人胜瑜的参与。所成的,即是地藏最早的居山之寺,名曰“化成”。“化城”之名,则是后称。
其四,对第一代化成寺的内部设置和外部环境,给予了充分地纪实描述。“记”中叙说寺中有大殿,中“设释迦文像,左右备饰”;同时有“朱台”,台上“挂蒲牢”。所谓“蒲牢”,即大钟也;还有门楼,“以冠其寺”。寺宇之外,有经过“肆其磨砻,开凿滇涧”而形成的稻田,又有“相水攸储"而成的“放生池”。因池于寺前,故古名又称“化成池”;又因池成偃月形,宋代的《太平御览》里,则称其为“偃月池”了。从这里即可知,今日九华山尚存的“放生池”,乃唐代至德年问开发的遗物;而眼下繁华的九华街,当年则一派稻田风光,故费冠卿写有《秋日与冷然上人化成寺观稼》的诗作。寺的整体形势是“丹素交彩,层层倚空。岩峦队起于前面,松桧阵横于后岭。日月晦明,以增其色,云霞聚散,而变其状。松声猿啸,相与继续”,“都非人间也”五字,概括出当年化成寺的神奇异境。

    其五,化成寺重建的时间、主持人、助资者的准确记录。费氏“记”中透露,化成寺经过了重建。重建的时间是“建中初”,主持人则是“典”池州“是邦”的张岩。《唐刺史考》巨典也“考”出张岩出任池州刺史的身份,时间是“建中初”,而且是“在任三年”。“建中”作为年号,统业只有四年,可测出张岩刺史池州的任期,是建中元年(780)。因张岩仰慕地藏高风,故对山寺“施舍甚厚”,以至兴起其“因移旧额,奏置寺焉”的举措。这里起码披露出两个历史信息。第一,重建之寺较之原来寺址,有所“移”动;第二,原建之寺是诸葛节等集资所成,而重建,则是官方行为。言下之意,“化成”寺名,也是朝廷所重新命名的了。参与其事的,既有张岩这样的“州牧”,也有州内的“贤者”,还有经商的“西江估客”,以及与池州邻近的“旁邑豪右”,献财最多的,当数那些长年经商的“西江估客”等,每人“施帛若干匹,钱若干缗”,以祈得到地藏大师功德的保佑。这实际上是官方主持、官民共建的一项寺宇工程。对于重建的化成寺环境风貌,冷然和尚的《宿化成寺庄》诗中作了这样的描绘:“佛寺孤庄千障问,我来诗境强相关。岩边树动猿下涧,云里锡鸣僧上山。松月影寒生碧落,白泉声乱喷潺溪。明朝更蹑云霄去,誓共烟霞到老闲。”正是这种“岩边树动”、“云里锡鸣”、“松月影寒”、“白泉声乱”的“诗境”,坚定了冷然在九华山“誓共烟霞到老闲”的礼佛的强大感召力、吸引力、凝聚力。

    其六,对外国僧人大批慕名来到九华山以及生活状况的首次记载。费氏“记”中所云:化成寺重建之后,僧地藏名声大播,引发出“本国闻之,相与渡海,其徒实众”的景象。这个“本国”,乃是地藏的祖国新罗。足以想象当时九华山佛教在海外的影响度。地藏大师见一下子增添如此多的新罗僧,“忧无粮”,遂“发石得土,其色青白,不掺如面”,过着“夏则食兼土,冬则衣半火”的非凡人受得了的苦修生活。可贵的是,佛门之内“无少长”,包括地藏在内,每人都得到刀耕火种的“畲田”里去“采薪自给”。在地藏精神鼓舞下,众僧们都能以“请法以资神,不能食而养命”的态度而恪守佛道。这可谓是难能可贵的境界。大抵苦于化成寺僧太多,难以容纳,地藏遂“领一从者”上了“南台”,依然过着“自缉麻衣,其重兼多钧,堂中榻上,唯此而已”的清贫生活。地藏有《送童子下山》诗,从诗中“空门寂寞尔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诗句中,可猜想出地藏居南台所“领一从者”,“从者”即这诗中的“童子”。“童子”下山之后,“居南台”的仅地藏一人了。作为大师,地藏生活的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众僧徒。地藏于南台,每日在池边建的台上“厝四部经,终日焚香,独味深旨”,诚如“记”中所说,这“四部经”乃地藏去南陵县(今安徽芜湖市辖县)时,由俞荡等人抄录所献的经书。可惜的是,对如此众多的新罗僧涌向九华山的历史信息,此后的《九华山志》、《青阳县志》、《池州府志》,乃至《江南通志》,多没有提及,这是对九华佛史的疏忽和中外交流的漠视。

    其七,对地藏圆寂时间及其圆寂后形象的真实留存。费冠卿“记”下的地藏圆寂是在“贞元十年(794)夏”,他“时年九十九”岁。其“将灭”之时出现的震荡环境是:外部,“山呜石陨”;内里,则“寺中扣钟,无声坠地”。圆寂之后,地藏“趺坐函中”,“经三周星,开将入塔”时,所见到的又是“颜状亦如活时,舁动骨节,若撼金锁”。所谓“周星”,即岁星。按词典的解释:“岁星十二年在天空循环一周,因此把十二年叫周星。”此种解释与费冠卿“记”中诸多年份不合。笔者认为:费氏笔下的“三周星”,当以三年为是。费冠卿的这些“真实留存”,则成了后世历代九华山志、九华山史、池州府志、青阳县志对地藏圆寂前后状态描述的资料源泉、历史之原本。

    费冠卿《九华山化成寺记》,还引发出某些值得规范和深思的问题。第一,则是对地藏之名的称谓。地藏,是来自异国的功德大师,正因为他的“功德”,方使九华山成为全国佛教名山。今日九华山“山名兴、佛门盛”的旅游兴旺,无不与这位历史人物有着密切关系。应该说他是九华山佛史上的代表人物,更是九华山佛教文化与海外交流的一个象征。唐代新罗国佛僧对九华山佛门的贡献,也是缘于他的巨大影响力。故后世佛坛、民间均尊称其为菩萨。作为僧人,他即名“地藏”,费氏“记”中明白地写道:“时有僧地藏”。北宋时期的《高僧传》在为其立传时,开头语也是“释地藏,姓金氏”。金,其俗姓。称其“地藏菩萨”可以,但绝不能呼之为“金地藏”。诚如近年圆寂的九华山住持名僧仁德法师,俗姓李,其规范的称谓是“僧仁德”或“释仁德",绝不能称其为“李仁德”。历史上和现在的某些关于九华山的志书、旅游丛书,却忘记了费氏之“记”,公开地、一式地将“金地藏”之称当作了“标准词”。改革开放后出版的书,还有的将其称为“金乔觉和尚”和“新罗高僧金乔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更是不伦不类,脱离了《九华山化成寺记》这一历史本体。第二,是对九华山佛门总丛林的称谓。费冠卿的“记”中标题和内容,主体寺皆称之“化成”,其后的文献又多称此寺为“化城”。笔者认为两称皆含有佛意。“化成”,是将凡人 “化”度成佛,含有“化缘斯尽,能事毕功”的意思。而“化城”,则是指幻化里的城郭,语出《妙法莲花经》。如唐代崇尚佛门的王摩诘(王维),在其《登辨觉寺》诗中,就有“竹经从初地,莲峰出化城”句。看来,两种称谓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值得提醒注意的,还有费冠卿在“记”中的最后几句话。他说将凡资助九华山建寺之人,“具刻名于石”的目的和原因,是“深疾后代不能立殊绩以济众,又不能破除余财,崇胜因缘,啄腥膻,顾儿妇,生为人非,死为鬼责,悲哉!”这段议论,大抵是由池州刺史张岩奏批、主持并带头捐资重建化成寺一事引发而来。据历史文献记载,张岩确实是位“能立殊绩以济众”,又“能破除余财,崇胜因缘”的清正之官。《全唐文》李冉《举前池州刺史张岩自代表》中,称张岩是“苦节立身,直躬激俗,洁廉惠爱,特异常流”的特殊人才。说张岩出任池州之时,正处于“军兴以来,职役繁重,江淮百姓,多有流亡”的恶劣环境,可“张岩在任三年”的效果,则是池州“辟田加户”,换句话说,即田亩和户口都大有增加。因而他求朝廷批准,让张岩到“户口减省,差科日增”而自己又毫无能力解决的州当刺史,并相信张岩会“必有成功”。费冠卿依史实发出这样的议论,即使对当今执政为官者的修身建德来说,也是警示名语、立身良言!看来,费冠卿的《九华山化成寺记》的价值、功德,是多方面的,是全方位的!

    通过上述的阐述和分析,完全有理由说:费冠卿《九华山化成寺记》,就九华山佛史而言,它是开山之作,拓荒之作,更是源头之作!凡引后记述九华的山志、史话、胜迹诸多书籍,乃至佛门名著、赞宁和尚的《高僧传》,都无一不是本于、源于乃至抄录、演义于这篇历史名作;而就精神文明而言,它又不愧是一篇高水准道德教育的伦理之作。中国和世界,凡要认识和了解九华山和九华山的佛教,凡要开发、研究、发展九华山和九华山的佛教,都得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学习、读懂费冠卿的这篇文献著作。
同是唐朝池州人氏,同是曾长期隐居于九华山的后人杜荀鹤,在《吊费冠卿墓》一诗中,对墓主有这样的评价:“凡吊先生者,多伤荆棘,而知立其墓,高却九华山。”此高度尊崇费冠卿的诗句内涵里,在墓主“高却九华山”的历史功绩中,就饱含有《九华山化成寺记》这篇名作的价值底蕴。


关于我们 | 支付方式 | 联系方式 |
九华山旅游宾馆网--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腾飞旅游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安徽九华山风景区 (离肉身宝殿300米)   
  预订热线:0566-2833338     备案号:皖ICP备16018062号
百度信誉档案编号: BDV-企JSJ1433817x  百度认证防伪查询  营业执照号码:913417005815451125